有效的宏观政策、精准的宏观调控，是护航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一部署既是对过往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当前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阶段性特征的精准回应。“一致性”更多是指政策方向，“有效性”更多是指政策质效，二者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理解其科学内涵，把握其发力重点，对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演进中理解科学内涵
从科学制定宏观政策入手实施调控，是我们党进行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不断丰富和拓展，宏观政策已经发展为包括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诸多领域、诸多类型政策在内的复杂体系。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工作中两难多难、需统筹兼顾的问题越来越多，对政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只有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向市场释放明确的信号，才能营造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从而更好稳预期、提信心。“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部分明确指出，“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所谓“一致性”，是指强化各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同，减少相互冲突和矛盾。立足“十五五”时期，就是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谓“有效性”，是指各类宏观政策促进宏观调控总体目标实现的效果不断增强。立足“十五五”时期，就是要在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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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与以往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宏观调控的要求一脉相承。回顾起来，“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行与财政、货币政策相配套的价格政策；“十一五”规划纲要主要强调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更加全面、科学。“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更加具体、丰富，提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显然，这些关于宏观调控的部署实质上已经体现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仅坚持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还进一步增加了“有效性”的要求。这意味着宏观政策不仅要保持必要力度，更要注重质量效益，不仅要应对短期波动，更要服务长期发展，要建立健全协同机制，优化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强化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把握必要性与可行性
经济社会体系是一个普遍联系、多维多元的复杂系统。我们所要进行的经济治理是一个需要综合考量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等多重目标，并统筹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系统工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在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其运行机理在于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规范竞争秩序、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从而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服务于既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并实施宏观政策就是政府发挥上述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如果政府制定的一揽子宏观政策在取向上都与既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并且具有较高的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灵活性，也就是比较有效，就能较好地发挥出有为政府的作用，并引导市场将资源配置到与发展目标相一致的领域。反之，如果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都不高，则政府不仅不能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并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对市场进行不恰当的干预，带来负面效果。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亟待提升。一是宏观政策种类繁多，涉及的领域、部门极其广泛，不同政策的目标侧重点不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容易出现取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不同政策的目标可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不一致。比如，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短期内可能会成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约束；又如，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短期内可能会在资源配置上形成竞争。同时，不同政策的影响机制可能冲突。比如，同样是为了促进投资，过多的政府投资可能会对社会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二是宏观政策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增强。目前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仍亟待解决，这需要宏观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比如，供强需弱仍是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其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使供给与需求走向高水平动态平衡。这就需要增强与扩大内需相关的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尽快破解内需扩张面临的卡点难点堵点。此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利于提升其有效性，反之则会降低其有效性，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并不等同于其有效性。简单来说，两者的关系就是宏观政策的作用方向与作用效果的关系，两者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因此，在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同时，也要强调增强宏观政策有效性。
就我国而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主要有三方面的支撑。一是理论支撑。总结提炼的一系列科学理念和理论成果，如新发展理念和“两山”理念等，为政策制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二是经验支撑。我国坚持用科学的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并统领各类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效显著。三是制度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保障了政策制定以人民为中心、集思广益和目标一致性，也确保了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继续强化这些支撑，在多重目标、多重约束下不断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使各项政策形成合力、发挥更大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确定性。
增强一致性和有效性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事关应对风险挑战、稳定经济大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更加注重目标衔接、工具协同和节奏配合，使理论指导更精准、经验运用更成熟、制度优势发挥更充分。具体可采取以下几项关键举措。
一是强化国家发展规划在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战略导向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宏观经济治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可将这一任务科学分解到相关部门，作为相应部门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监管跟着项目和资金走，加快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审批核准，优先保障规划选址、用地用海和资金需求，从而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保证各类宏观政策在基本取向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二是着重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财政、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中影响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两类政策，但两者的宏观经济影响机制和制定部门不同，两者的协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宏观政策体系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水平。一方面，财政、货币政策在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上都要更加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利于支撑合理的政府债务规模，货币政策要有利于保持流动性充裕，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积极作用，达到持续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财政、货币政策要在支撑重大战略上协同发力。财政资金应优先投向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等，金融政策要积极支持规划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要素投入。
三是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产业政策应重点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发展，使产业发展更好适应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价格和就业政策要注重平衡好市场效率和民生保障，使国民经济循环的微观主体充满活力，有更多获得感。消费、投资和贸易政策要协同发力，重在形成畅通有序的国民经济循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区域政策方面，要按全国一盘棋的要求，着眼于破解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推动各地区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环保政策方面，要贯彻落实好“两山”理念，聚焦促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监管政策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加强对重大工程项目的伴随式穿透式监管和全过程全周期安全管理上。
四是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一方面，可将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重要依据，确保各类政策发力方向符合国家发展规划要求。可考虑以宏观政策是否有利于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规划目标的完成，来评估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以避免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家发展规划优化各地区各部门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引导其切实将工作重心放在国家发展规划明确的各项重点任务上来，形成规划落地落实的强大合力。同时，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根据政策评估、绩效考核结果，定期校准政策制定和执行偏差，及时优化调整政策体系，确保宏观治理始终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张友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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